(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

　　1. 《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唐高祖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制定新的法典，称为《贞观律》。《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2. 《永徽律疏》的颁行。

　　《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勋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又称为《唐律疏议》。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做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永徽律疏》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佚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二)唐律的主要内容

　　1. 十恶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

　　“十恶”源于北齐的“重罪十条”。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疏议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① 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② 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③ 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④ 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⑤ 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⑥ 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⑦ 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⑧ 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⑨ 不义：指杀本管上司、授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⑩ 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和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

　　2. 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

　　《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

　　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法律 敎育 网

　　(2)六赃。

　　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① “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

　　② “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无枉法裁判行为。

　　此外，《唐律》职制篇还规定有“事后受财”即“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此类规范对时下官员贪污行为中的“权力期权化”的防范，当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③ “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④ “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⑤ “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

　　⑥ “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六赃的分类与诸多具体惩罚收受贿赂行为的规定，特别是对官员集体受贿行为的分别论处、对行贿人的处罚、对介绍行贿人的严惩等规范，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些规范和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立法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3)保辜。

　　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3. 五刑与刑罚原则

　　(1)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① 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② 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③ 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④ 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⑤ 死刑，分斩、绞二等。

　　(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① 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赋敛”而无私人获利者，处罚从轻。所谓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

　　② 自首原则。

　　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做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代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他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

　　③ 类推原则。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凡应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④ 化外人原则。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

　　4. 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1)“礼法合一”的特点。

　　唐朝承袭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如同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着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维护了唐朝统治。

　　(2)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

　　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着称。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蠢，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

　　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唐律结构严谨，为举世所公认。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

　　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5)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